吾生也有涯，知也無涯，是以若每時期僅挑一位作曲家，且聚焦於交響曲來聆賞，那麼古典樂派自然是貝多芬，浪漫樂派毫無疑問是馬勒，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樂派，從質與量來抉擇，絕對必選蕭斯塔科維契 (Dmitri Shostakovich, 1906-1975)。
畢竟俗話說得好，「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作曲家為鏡，可以明得失；以交響曲為鏡，可以知音樂興替」。透過交響曲，我們可以窺看作曲家的心路歷程：貝多芬的九首交響曲，從29歲寫到54歲（1799-1824）；馬勒也是九首，從28歲寫到50歲（1888-1910）；而蕭斯塔科維契的交響曲多達十五首，從18歲寫到65歲（1924-1971），從出道到晚年，完整涵蓋了他的音樂生涯。
交響曲更代表著時代的印記，貝多芬正逢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征戰，打破歐洲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階級藩籬，於是他的交響曲反映出群眾的需求；而馬勒身處美好時代（Belle Époque）的浮華歡樂，卻自溺於與世俗不容的愁苦，所以他的交響曲充滿著末世的生死思辨。
至於蕭斯塔科維契的十五首交響曲，創作自1924年至1971年，走過蘇聯成立到七〇年代冷戰時期，他是最純粹的「蘇維埃作曲家」，根植於俄國音樂的傳統，卻又揉合了西方作曲技法。蕭氏終其一生逃避不了政治的干預，時而被讚揚，時而被批鬥，因此他的交響曲超越其他同世代作曲家，呈現最多采多姿的樣貌。
我們作為一個「快樂的愛樂者」，無需像學者鑽研蕭斯塔科維契作品深處的幽微意涵，但要聆聽他的十五首交響曲，大致可分為五段時期：早期實驗性質（第一號～第三號）、第一次譴責期間（第四～六號）、二次大戰的「戰爭三部曲」（第七～九號）、史達林死後的第十號與「革命三部曲」（第十一～十三號）、及晚年時期（第十四、十五號）。
請容我以考前總整理的方式，為各位劃重點如下。（括號為創作完工年份）
第一號交響曲（1925年）可視為蕭斯塔科維契在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的「畢業證書」，雖然受到了普羅高菲夫與史特拉汶斯基的影響，但機智又充滿活力的曲風，讓年僅20歲的蕭氏迅速建立了國際性聲望。
短短不到20分鐘長度的第二號 （1927年），是獻給十年前推翻沙皇的 《致十月》，如果說第二號是用音樂描繪鬥爭，第三號《五月一日》（1929年）則充滿平和氣氛。這三首風格激進的交響曲，都見證了年輕蕭氏所認定的，充滿實驗性的現代音樂乃是社會主義的要素。
第四號是隔了六年才開始動筆，採用大編制的馬勒風格，準備首演時卻遭逢史達林發動的第一次譴責「混亂而不是音樂」（1936年），默默地放在抽屜二十五年之久（1961年首演）。為了服膺政治正確，第五號（1937年）回應了「簡單、明瞭、真實」的社會主義原則，這反倒成為蕭斯塔科維契最受歡迎的作品，兩年後的第六號（1939年），可以對應為第五號的姊妹作。
儘管第七、八、九號三者的風格不同，卻被通稱為「戰爭三部曲」，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之際。當納粹進攻列寧格勒，被指派為防火員的蕭斯塔科維契以第七號《列寧格勒》（1941年）作為愛國宣言。戰爭期間創作的第八號（1943年），很明顯充滿了絕望的悲劇性格。
第九號（1945年）原本是為了慶祝蘇聯打敗納粹德國，史達林希望蕭氏能寫出像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那般宏偉壯闊，沒想到他只交出彷彿開玩笑般、長度僅25分鐘的作品，又觸怒史達林，遭逢第二次譴責。
直到史達林於1953年逝世，蕭氏才敢發表第十號（1953年），這是他首次把自己名字縮寫「DSCH」置於交響曲中（也出現於第十五號），據說第二樂章用來描繪史達林。接下來三首都是帶有標題的交響曲，第十一號《1905年》（1957年）描述當年沙皇「血腥星期日」的鎮壓屠殺，第十二號《1917年》（1961年）獻給列寧與十月革命；第十三號《巴比雅》（1962年），勾勒1941年納粹於娘子谷的大屠殺，此三闋統稱為「革命三部曲」。
邁入晚年，六十三歲的蕭斯塔科維契完成了第十四號（1969年），編制只需2位聲樂家和22位樂手，卻共有11個樂章，以詩入曲，彷彿是他的安魂曲。而最後的第十五號（1971年）大量引用了羅西尼、華格納、馬勒等人的音樂素材，彷彿站在制高點，做了自己一生的回顧。
蓋棺論定，蕭斯塔科維契已被公認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，觀察現今音樂會與錄音的演出頻率，蕭氏交響曲儼然與貝多芬和馬勒平起平坐，尤其當你聽膩了老貝與老馬，老蕭正是你最好的選擇。
筆者簡介：
金革唱片 音樂總監、樂樂文化 編輯總監
2022、2015、2014金曲獎（傳統與藝術）評審、各公私機關藝文講座講師、音樂會節目導聆主持人、藝術導聆賞析系列線上課程主理人
著作與線上課程：
「音樂自Hi術」（世界文物）
「一夜變成歌劇通」（繁：世界文物、簡：人民音樂出版社）
「從音樂出發，航向藝術旅程」(友讀YOTTA)
「名曲背後的愛情本事」(BeeME 學習娛樂平台)
「蔚藍人文堂」全球公益講座 講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