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勒小傳(文/陳怡文)
波希米亞的猶太長子與求學階段
古斯塔夫‧馬勒（Gustav Mahler, 1860-1911）出生於波希米亞（Bohemia）小農村克里希特（Kalischt）的猶太家庭。馬勒五個月大時，全家搬至摩拉維亞（Moravia）的伊格勞（Iglau），他們可謂是生長在波希米亞的德語族人。伊格勞處處有草原森林和溪流瀑布，也是重要軍營駐紮地，這裡的民謠、舞蹈與軍樂，成為馬勒日後創作的必要音樂養分。
馬勒雙親共生了十四個兒女，其中有七個在未滿兩歲即夭折；馬勒排行老二，但因哥哥出生不久即死亡，馬勒便成了長子。弟弟恩斯特（Ernst Mahler, 1861-1874），是馬勒童年時的最佳玩伴，可惜早逝。馬勒的歌劇《恩斯特‧馮‧施瓦本公爵》（Herzog Ernst vom Schwaben），即直接與恩斯特相關；《亡兒之歌》（Kindertotenlieder）亦可能在描述他。1889年，馬勒的父母親與大妹相繼去世，養家重任便落至馬勒肩上。
十五歲時，馬勒隻身前往維也納求學。1875年至1878年三年期間，馬勒在維也納音樂院學習，與藝術歌曲大師沃爾夫（Hugo Wolf, 1860-1903）是同窗好友；他還至維也納大學註冊，修讀哲學、歷史與音樂史。與大多數學生一樣，馬勒擁護華格納的音樂，但他日後對布拉姆斯（Johannes Brahms, 1833-1897）亦同樣敬重。當時，布魯克納（Anton Bruckner, 1824-1896）同時在維也納音樂院與維也納大學開課，他的創作手法亦對馬勒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1878年，馬勒開始創作《泣訴之歌》（Das klagende Lied），揭開了創作生涯序幕。同時，馬勒亦逐漸開始其另一人生道路：成為指揮家。
身為「指揮家」，馬勒一路平步青雲
馬勒在學生時期的音樂夢，是成為鋼琴家或作曲家，「指揮家」既不列入考慮，亦不符於雙親的期待，卻是謀生養家的方式，亦是他生前身後獲致「名利兼收」的起點。1880年春，在巴特哈爾（Bad Hall）的夏天劇院演出輕歌劇（1880.05-1880.08），是馬勒的第一份指揮工作。後另有兩個指揮學徒經驗，分別在萊巴赫劇院（Leibach； 1881.09-1882.03）與奧慕茲市立劇院（Olmütz；1883.01-1883.03）。此後，馬勒的指揮事業蒸蒸日上，畢生未曾間斷，包含：卡塞爾時期（Kassel, 1883.08-1885.07）、布拉格時期（Prague, 1885.07-1886.07）、萊比錫時期（Leipzig, 1886.08-1888.05）、布達佩斯時期（Budapest, 1888.09-1891.03）、漢堡劇院時代（Hamburg, 1891-1897）、維也納宮廷劇院時期（Vienna, 1897-1907）與美國紐約時期（New York, 1907-1911）等七個階段。
馬勒在卡塞爾時期的經驗，是邁向大劇院發展的第一站。馬勒在萊比錫首演由他接續完成的韋伯（Carl Maria von Weber）的歌劇《三個品托》（Die drei Pintos），獲致空前成功。於布達佩斯時期，馬勒指揮事業漸趨穩定，但首演自己的第一號交響曲，卻不很成功。馬勒皆親自指揮首演自己的交響曲，自第一號至第八號交響曲皆是；辭世後，《大地之歌》與第九號的首演，才由在漢堡劇院開啟緣分的接班弟子華爾德（Bruno Walter, 1872-1962）指揮。由馬勒發表自己交響曲的過程，可看見，他的創作不若指揮事業那般快速獲勝，係慢慢地被接受。1910年9月，馬勒自美返歐，在慕尼黑首演自己的第八號交響曲，意興風發，這是他最後一次首演自己的作品，也是他獲致一生最輝煌成就的時刻。
指揮台上的馬勒，熱情且專注。他不但訓練歌者與團員，也訓練聽眾。他的指揮姿勢多動如「舞蹈」，表情豐富，眼神銳利，性急且專制，是專業且嚴格的演奏唱者的訓練員。此外，馬勒經常演出冷門曲目，也會改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。華格納的作品最受馬勒青睞，尤其是《崔斯坦與伊索德》（Tristan und Isolde）。面對華格納的歌劇作品，馬勒一方面保留優良傳統，同時亦樹立新典範：（1）節目開演前，調暗廳內燈光；遲到的聽眾，須待第一幕結束，始得進場。（2）作品須「完整演出」，不得任意刪減。（3）背離傳統的速度詮釋。（4）在劇院舞台安裝「水力升降機」設備，以將樂團高度降低一點五英尺。手握指揮棒的馬勒，擁有無比自信，為追求音樂藝術的完美境界而有各式執著與堅持，最終卻也得到實至名歸的報償。身為「指揮家」，馬勒一路平步青雲。
身為「作曲家」，馬勒得著心靈歸宿
馬勒是成功的「歌劇」指揮家，畢生卻未完成過任何一部歌劇，「管弦樂藝術歌曲」及「大規模交響曲」是馬勒兩個重要的作品型態。在創作初始階段，「人聲」即是重要的素材，如其早期即嘗試寫作歌劇：《恩斯特‧馮‧施瓦本公爵》、《阿爾戈船的人們》（Die Argonauten）及《呂倍察》（Rübezahl）。尚未自音樂院畢業，馬勒即開始寫作歌曲，例如《泣訴之歌》是他現存最早的歌曲創作。馬勒的歌曲，有的以鋼琴伴奏，但還有更多且重要的，是管弦樂藝術歌曲，例如《行腳徒工之歌》（Lieder eines fahrenden Gesellen）原本係由鋼琴伴奏，日後才改寫成管弦樂版本。1887年夏天，馬勒運用詩集《少年魔號》（Des Knaben Wunderhorn）寫作藝術歌曲，其影響力延續至未來十幾年的交響曲創作中。
馬勒亦將「人聲」運用至大規模交響曲的創作中，其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號交響曲中，即有部分樂章使用人聲。自第五號開始進入新階段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及第十號交響曲，是無使用人聲的管弦樂作品；第八號交響曲與《大地之歌》，則從頭至尾皆使用人聲。
馬勒只有在歌劇與音樂廳的放假期間，他才擁有精神與時間創作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夏天作曲家」。他在阿爾卑斯山腳下，先後建造三間作曲小屋。這是他一生的幸運。「第一間」在奧地利史坦巴赫（Steinbach；1893-1896），馬勒在此將第一號交響曲由「交響詩」改編成 「交響曲」，創作了第二、第三號交響曲。「第二間」位於奧地利麥爾尼格（Maiernigg；1901-1907），馬勒在此創作了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及第八號交響曲。最後，馬勒在1907年因不幸的人生遭遇而搬離此地。不過，馬勒卻也因這不幸，而有機會接觸《大地之歌》（Das Lied von der Erde）的歌詞：貝德格（Hans Bethge, 1876-1946）的詩集《中國笛》（Die chinesische Flöte）。「第三間」位於義大利高山的拖布拉赫（Toblach；1908-1910），馬勒於此創作了《大地之歌》（Das Lied von der Erde）、第九號、第十號（未完成）交響曲。生命將盡，儘管馬勒仍舊忙於指揮工作，但藉由他的作品，實可見到：身為「作曲家」，馬勒得著心靈歸宿。
維也納：是馬勒漂泊一生的精神故鄉
馬勒在維也納學習、結交知己。學成後，在歐洲諸多城市擔任歌劇指揮家，並在事業邁向雲端之時，回到維也納擔任宮廷歌劇音樂總監，期間與「分離派」（Vienna Secession）藝術健將羅勒（Alfred Roller, 1864-1935）合作，讓音樂與美術完美結合，賦予古典歌劇新活力，引領歌劇藝術成為當地文化發展龍頭。家庭方面，馬勒也在此地渡過最幸福的時光：1902年3月9日，與維也納風景畫家艾彌爾‧辛德勒（Emil Schindler, 1842-1892）之女艾爾瑪（Alma Schindler, 1879-1964）戀愛結婚，生育二女。這段期間，是馬勒在指揮與作曲、生理與心靈各個方面，最志盈心滿的時期。然而，好景不常，1907年，馬勒面對三大打擊：工作上，被迫辭去生命曾經歷的最高職務；家庭上，夏天至作曲小屋度假時，大女兒普希（Putzi；暱稱）患病過世；健康上，被診斷有嚴重心臟疾病。因之，馬勒最後決定遞出辭呈，前往美國。
在維也納，當馬勒的精采演出結束後，可經常在如雷的掌聲中，聽見混在其中的憤恨與貶抑聲音。究其原因，在於馬勒那永遠無法抹滅的猶太血統原罪，而這也成了他離開維也納的其中一個理由。馬勒的名言，道盡了這股沉重的無奈：「我是三重無家可歸的人：在奧國，我被視為波希米亞人，在德國則被視為奧國人，但全世界都把我當猶太人看待。我到處被視為外人，從未真正受到歡迎。」然而，儘管馬勒生前選擇離開維也納，但面對身後的棲息處，他終究選擇回到維也納與愛女普希長相伴，於1911年5月18日離世。維也納，是馬勒漂泊一生的精神故鄉。
「指揮」與「作曲」同創百世流芳
在馬勒的音樂生命裡，「指揮」是正職，用以維持家計與推動藝術理想，替德語歌劇建立了華格納之後的理想主義典範；「作曲」是副業，用以落實思考與圓滿個人理想，有些人認為他的作品「古怪」，有些人則認為那是新德國現代主義的「新穎表達」。馬勒的「作品」，一直要到他的生命最後十年，才受到群眾與樂評的支持，不若「指揮」那般「早期」獲得肯定，但這些「作品」，對於逆轉他辭世後作品「乏人問津」的窘境，很有幫助。
十九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，維也納在美術、文學、哲學、建築與醫學等各領域，人才輩出。馬勒任職於維也納宮廷劇院指揮時，與其他領域共同締造了維也納的世紀末文化輝煌時期。馬勒之妻艾爾瑪，成長並生活於濃厚的藝術環境，對於馬勒生前的藝術創作、身後的重新被注意與向外傳播，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。馬勒的音樂影響力，促成以荀白克（Arnold Schönberg, 1874-1951）、魏本（Anton Webern, 1883-1945）、貝爾格（Alban Berg, 1885-1935）為中心的第二維也納樂派（Second Viennese School）的發展。
交響曲創作方面，馬勒繼承了師輩布魯克納（Anton Bruckner, 1874-1951）的精神，並藉指揮職務，多次演出老師的作品。馬勒之後，由蕭斯塔科維契（Dmitry Shostakovich, 1906-1975）的十五首交響曲接班。而與馬勒同時期的音樂家，乃比他小四歲的理查‧史特勞斯（Richard Strauss, 1864-1949）是也。史特勞斯與馬勒，同是名指揮與夏季作曲家，兩人維持長達二十四年亦戰亦友的情誼。「指揮」上，兩人互相欣賞，亦都替對方的作品，積極爭取演出機會；馬勒曾還因劇院不允許演出史特勞斯的《莎樂美》（Salome），差點辭職。「創作」上，雖然史特勞斯另走「交響詩」（Tondichtung）路徑，與馬勒不同，史特勞斯則曾勸勉馬勒：莫因太過專注於指揮事業，而忽略了創作。縱然兩人出身、性格與際遇迥然相異，卻相互愛惜，為藝術理想努力，誠如馬勒所言：「史特勞斯和我，站在山峰的兩側挖掘隧道。總有一天，我們會相遇」。
然而，儘管馬勒早逝，幸運地未遭受兩次世界大戰的生命摧殘，但隨國家社會主義逐漸在德奧地區形成，使得他的作品在尚未被理解、尚未在德奧以外地區被認識之時，即面臨禁演命運。1960年，馬勒的百年冥誕慶祝活動，喚起了大眾的興趣，吸引了一群有熱情的年輕人的關注，這在英美地區尤甚。1970年代，馬勒的交響曲成為最常被演出、被錄音的其中作品；馬勒的歷史地位，亦同時被確認：在「德奧音樂傳統」與「二十世紀初期現代主義」之間的中介者。
本文作者：陳怡文，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博士